5、谈谈你对鲁迅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理解。

　　鲁迅先生是从它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两个方面来评价的。“史家之绝唱”是指其历史学价值，“无韵之离骚”乃指《史记》的文学价值。

　　“史家之绝唱”的评价已是颇高，是说其历史学成就。“绝唱”二字是为绝前而后未出，也就是唯一。不仅是因为《史记》首创了纪传体通史的这种题材。司马迁参酌古今，创造出史书撰写的新体例。自此例一出，历代史书，尤其是二十五史，遂不能出其范围。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举凡治乱兴衰、典章制度，均分门别类，条分缕析。通史、纪传、通典、通考，纪事本末，大都导源于此。《史记》确实是集先秦及汉初之大成的私家著作。分量之大，卷帙之多，内容之富，结构之严，体制之备，均可谓空前。班固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实录”精神,又堪称绝后，司马迁具有严肃的史学态度，在重要的史实方面严格推究，不虚饰、不隐讳。

　　梁启超也说：“后世诸史之列传，多借史以传人;《史记》列传，惟借人以明史。故与社会无大关系之人，并不限于政治方面，凡与社会各部分有关系之事业，皆有传为之代表。以行文而论，每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因而，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是有根据的。

　　而说《史记》为“无韵之离骚”，其中文学价值更让人值得思考。【(1)(2)(3)表示三段意思基本一样的话，可自行选择一段或者穿插着写】

　　(1)《史记》又是一部传记文学名著，有着很高成就的文学优势。继承了先秦散文语言生动准确、叙事简练明达的优秀传统，奠定了史传文学的坚实基础，在散文发展史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从《史记》开始，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性叙事散文。司马迁具有高度的驾驭语言的本领，尤其善于刻画人物的性格，塑造形形色色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人物形象。并且司马迁写人物传记时，精心选择并描绘了出生动具体的事件极少出现后代正史中常见的排比人物履历的单调写法，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因此上自皇帝，下至平民百姓，人各一面，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血肉丰满，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从而也使当时的历史得以生动地再现。司马迁还十分讲究文章的结构，使一幅幅广阔的社会生活图卷有层次地展开，引人入胜，有着高度的艺术魅力。

　　(2) 《楚辞》是战国时楚人屈原等作家的作品。《离骚》是楚辞的代表，关于篇名，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解释为“离忧”。《离骚》在文学方面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多用楚地方言写成。司马迁的《史记》也是如此。他运用时代语言，刻画历史人物的性格、特点，生动而简练。《史记》的人物传记有人物形象、有故事情节，简练生动，绘声绘色，一些人物和故事流传至今。司马迁将我国古代散文推向了新的、难以企及的高峰。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归有光等，他们以《史记》为典范，反对具有种种不良倾向的文风，推动他们倡导的古文革新运动。至于太史公“笔法”、文章的气势、韵味等，更是后代作者揣摩、效法的重点。汉以来的许多作家作品都从《史记》中得到过有益的启发，传记文学乃至小说更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史记》的影响，它对我国古典小说传统风格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

　　(3)司马迁著史绝非局限于文献的收集、整理、考证，也不是以一种冷漠的态度从外部客观地观察历史，他是带着深切的痛苦去理解笔下人物的奋斗和成败，所以笔端常饱含着悲愤。尤其对布衣闾巷之人、岩穴幽隐之士和才高被抑、无可申诉者，更是写得一往情深，感同身受。司马迁在叙事中敢写事实，以致于“显暴君过”，本来已经与屈原相似;其“肆于心而为文”，也和《离骚》一致。所不同者，《离骚》是直抒胸臆，《史记》则寄于笔下的人物。《史记》近于《离骚》的那种悲愤，不一定是得之于学，恐怕主要是因为司马迁的感愤同屈原一致，甚至可以说，因为司马迁生于汉季，比屈原看到了人世间更多的不公不平，所感愤者比屈原还要深广。

　　除此之外，我想，司马迁与屈原的秉性也是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忠于自己的本真，对理想执着，笃信正义，司马迁可以为未曾谋面的李陵将军对上理论，屈原同样不屑与小人为伍。他们身上所展示的出的个人魅力，也是使他们笔下生花的重要原因。

　　司马迁之《史记》有着作者对历史的实录精神加之“发愤以抒情”的真实情感，想必无愧于“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一冠冕!

　　6、为什么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自觉的时代?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带来了文学的繁荣。其主要表现为以下五点：

　　第一，对文学的重视和文学观的发展。对文学的重视，首先表现为这一时期社会的上层包括许多帝王在内，普遍热心于文学创作，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而导致了文学作品大量的增加。伴随着文学创作的兴盛，文学批评也获得了空前的成就，不断有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著作出现。

　　第二，文学集团的活跃。建安时代，在曹氏父子周围聚集了一批文人，结成了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文学集团。此后，又出现有“竹林七贤”、“二十四友”、 “竟陵八友”等。文学集团的活跃，进一步刺激了文学的兴盛。

　　第三，文学题材方面的重要开拓。在这一时期，陶渊明创立了田园诗，谢灵运、谢朓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有意识地把边塞生活作为诗歌的一种重要题材，也是始于南朝。至于梁代以萧纲的文学集团为中心所出现的“宫体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确立了不能作简单否定的宫体诗题。总之，大凡一切能够“流连哀思”、“情灵摇荡”的自然现象及社会现象，都被魏晋南北朝文人纳入了文学的表现对象。

　　第四，文学形式的不断沿革变化。魏晋南北朝五言诗的繁荣期、七言诗的产生期、抒情赋的高峰期、骈文的成熟期、小说与格律诗的草创期。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文学几种基本形式的发展过程中，这是一个关键时期。

　　第五，文学与哲理的结合。魏晋南北朝文学注重内心体验和生命价值的思索，表现了作者更为深邃的心理活动。这使得文学摆脱了简单地、就事论事地反映现实生活和社会现象的传统，文学的内涵由此变得更加丰富、深沉了。

　　总之，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具有文学的自觉意识、在各方面富于创新精神的时代。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以及后代文学的持续发展，魏晋南北朝文学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