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简述牙买加货币体系的内容、运行特征及其优缺点。

　　答：1)牙买加货币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汇率制度、储备制度和资金融通问题：(1)《牙买加协定》认可浮动汇率的合法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两种汇率制度的暂时并存，但成员国汇率制度必须接受基金组织的监督，并与IMF协商,以防止各国采取损人利己的汇率政策。该协议还明确提出黄金非货币化，成员国可以按市价在市场上买卖黄金。(2)确定以特别提款权作为主要储备资产，将美元本位改为特别提款权本位。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69年为解决国际清偿能力不足而创立的一种国际储备资产和计账单位，代表成员国在普通提款权之外的一种特别使用资金的权利。特别提款权按照成员国在基金组织认缴份额比例进行分配。分配到的特别提款可通过基金组织提取外汇，可同黄金、外汇一起作为成员国的储备，故又称“纸黄金”。(3)增加成员国在基金组织中的基金份额,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融通。

　　2)牙买加货币体系的特点：(1)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2)汇率安排多样化;(3)国际收支调节的政策选择余地加大。

　　3)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评价。积极作用：(1) 多元化的储备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特里芬难题”。(2) 牙买加货币体系是混合汇率体系，能够对不断变化的客观经济状况做出灵活的反应，有利于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发展。(3)牙买加货币体系对国际收支的调节，采取的是多种调节机制相互补充的办法，这与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相适应。弊端：(1) 主要工业化国家全部采用浮动汇率制，汇率波动较大。(2) 造成储备货币管理的复杂性。(3) 缺乏有效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

　　4.简述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向及当前的学术争鸣。

　　答：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涉及到各国的自身利益，以及改革方案本身的缺陷等，因此，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之路将是漫长的。改革方案存在缺陷，各国难以在具体方案上达成一致。在金融自由化问题上，美国要求进一步推行经济自由主义，而欧洲则主张对市场实行政治干预，两者之间的分歧日益明显。在1999年瑞士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鲁宾重申美国要将目前的全球化趋势彻底保持下去的立场，而欧盟和日本则主张设立国际性的常设委员会，对金融市场进行监督。在汇率问题上，德国建议在特定地区限制美元、日元、欧元之间的汇率浮动幅度，以便帮助维持全球金融稳定，而美国对此则持反对的态度，强调应由市场来决定。前世界银行行长康德苏建议将IMF具有咨询机构性质的临时委员会改成决策机构——国际金融和货币委员会、使之对成员国负有更多责任，但并非所有成员国都同意这样做。日本大藏相宫泽喜提出由世界3种主要货币——欧元、日元和美元——组成一揽子货币的计划。但是欧洲认为，日本只是企图将其投机性很强的货币与一个稳定的基础价值挂钩，比避免汇率的过度波动。

　　资本自由流动的控制问题是各国争论的焦点。资本项目过度、过早的开放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深受危机之苦的亚洲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都一致主张加强对资本，特别是短期资本在国际间流动的控制。IMF的一些官员也主张逐步收回对交易所和货币的控制权。日本主张，对短期资本尤其是套利基金实行严格限制，而美国坚决反对资本流动实行控制，反对把对冲基金看成坏的事物，认为控制资本流动会导致贿赂之风盛行。有人主张对外汇交易实行征税以达到限制资本流动的目的，但问题是如果税率定得太高会严重影响国际资本的流动，定得太低又起不了在危机时阻止投机的作用。

　　建立关于金融危机的预警制度是很多人的主张，但是，预警制度是一柄双刃剑，其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难以明确评估。预警制度可以在危机发生前或多或少地提醒处于危险中的国家，但它也“可能造成不稳定甚至恐慌”，要防止这种情况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在已经出现危机迹象的时候。一方面，如果IMF公布危机信息，那么它将丧失政府亲密顾问的地位;另一方面，这样做也可能引发一场也许原本不会爆发的危机。

　　斯蒂格利茨表示，强调改善信息的流通机制并不是一个彻底的解决办法。他说：“改善信息会得到很高的收益，但是，我们不要自欺欺人地认为只要做到这一点，所有难题就都迎刃而解”。而鲁宾则承认，获取有关的经济金融信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私人部门和政府可能掩盖问题;其次，现代金融市场是如此之复杂，投资者和决策者需要的信息是如此之多，所以及时收集信息将变得非常困难;最后，还有一个明智地利用信息的问题，这与准确地获取信息同样重要。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将随着改革进程的加快而日益激烈。这种矛盾集中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改革的主导权问题。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从一开始就试图主导改革的进程，而发展中国家则希望改革中有自己的声音，要求改革必须进行全面的磋商。现代经济的全球性质意味着任何新秩序都不能由几个国家的政府或少数富有的工业化国家来确立，这些国家需要发展中国家和外界专家的帮助。二是金融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问题。令人忧虑的是，一些改革方案把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改革搅在一起，如，美欧等国十分强调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必须与政治改革同步进行，索罗斯也主张把一国是否“尊重某些基本的人权并遵守法治”作为IMF提供贷款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