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

　　林某于1992年入伍，其间因公致残，《革命伤残军人证》证明林某为三等乙级残疾(套改后为八级)，在市民政局换发的《革命伤残军人证》里同样写着三等乙级残疾。1995年林某退伍后回乡，由县民政局负责安排在县棉织厂工作，并签了为期三年的合同。1999年11月10日，县棉织厂发出通知，称林某的劳动合同至1999年12月11日到期，要他办理终止合同手续。2001年9月，因县棉织厂改制，林某领了一笔自谋职业安置费后，不仅再也没有享受过伤残军人应享受的待遇，而且也没有得到企业主管部门的妥善安置。当林某到县棉织厂原主管劳动部门反应情况时却得到了这样的解释——“妥善安置”并非一定要安排一个新的工作。按照县劳动部门的有关规定，伤残职工在办理终止合同时，除了安置费外还可以领到一笔伤残补助金;但有个前提，是否伤残及等级得由劳动部门加以鉴定，部队及民政部门发的《革命伤残军人证》不能作为凭证。

　　【问题】

　　1、上述案例中，林某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2、对于这些问题，社会工作者应该采取哪些介入策略?

　　【参考解析】

　　1、上述案例中，林某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林某的《革命伤残军人证》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和县里的有关规定不符，因此，退伍后的林某并没有得到“妥善安置”。

　　2、针对林某的问题，社会工作者应至少采取一下策略：

　　(1)对林某的整个情况进行评估;

　　(2)提供相关政策信息咨询，尤其是伤残军人安置的政策，包括国家和地方政策;

　　(3)协助林某与相关部门进行积极沟通，争取林某《革命伤残军人证》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4)为林某争取伤残军人的生活福利待遇，并追回因为没有续签合同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5)调动各方面资源，提供整个过程的法律援助。

　　【案例二】

　　小明是小学五年级学生，被要求来见社会工作者。从四年级开始，他的成绩就一直处于下游水平。他上课不能集中注意力，老师和同学都觉得他“太安静，有些孤僻”。他连续几个寒暑假都参加学习辅导班，但是仍旧没有提高成绩。老师告诉小明的父母，如果他的学习再不改善，很可能没法升级。

　　在社会工作者与小明谈话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学习问题描述得很简单：“都是因为老师，他们整天冲着我叫喊，让我怎么好好学习?我告诉语文老师没有完成预习时，她就说我太偷懒，太笨。如果他们都认为我是哑巴，怎么能够指望我学到东西?”在进一步深谈后，小明用一种沉静、闷闷不乐的声音概括了自己的想法：“我知道像我这样的脑子不用指望有什么出息了，我思维慢，老师也无能为力。只要想起学校我就心惊胆战，我还怕自己会在课堂上说出什么愚蠢的话来让人笑话我。”

　　社会工作者单纯会见了小明的父母，对于为什么儿子在学校表现不好的问题，他们很快就补充了自己的观点。母亲承认，当她听到小明说不想去学校或者不会做家庭作业的时候，她感到非常愤怒并大声责骂他;不过她并不认为这种方法有什么问题。可以看得出来，父母对小明都很生气。

　　【问题】

　　1、在上述案例中，小明主要面临的困境由哪些?

　　2、针对小明目前的困境，社会工作者应采取什么样的介入策略?

　　【参考解析】

　　1、上述案例中，小明面临的困境主要是其个人、家庭和学校系统中反映出来：

　　(1)如何改善小明自卑、缺乏自信、孤僻的心理状态，增强其学习的自信心;

　　(2)如何提高小明的学习成绩;

　　(3)如何改善小明与父母缺乏沟通的现状，避免母亲对他学业不好的过度责骂;

　　(4)如何改善小明在校与老师、同学的人际关系。

　　2、社会工作者的主要介入策略：

　　(1)社会工作者为小明进行情绪疏导，鼓励他自我肯定、自我认同，意识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增强其自信心。根据埃里克森的理论，在儿童中晚期阶段，儿童需要培养自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儿童乐于勤奋学习以及参与学习上的竞争，所以鼓励与认可很重要。

　　(2)社会工作者为小明安排志愿者定期为其辅导课业，有针对性制定辅导计划，尽可能改善其学习方法和学习成绩。

　　(3)社会工作者与小明的父母进行沟通，教导其家庭养育技能及亲自沟通技巧。目的在于让他们多倾听小明的需要，了解小明的想法，而非一味以责骂的方式责备孩子不努力学习。要求小明的父母能够多花时间陪伴小明，帮助解决小明学习上的难题。

　　(4)社会工作者为小明安排学习社交技巧的小组或社区活动，在活动中鼓励小组与他人相处，为他在学校与同学友好相处做好准备。

　　(5)社会工作者与小明的老师进行沟通。一方面，让老师能够以正面、积极的教育方式对待小明，避免对学生以侮辱性词汇形容，如“你太笨”等;另一方面，争取老师对小明朋友的支持，鼓励小明与同学交往，同时也在学生面前肯定小明的进步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