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四川、安徽对比分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加凸显，不仅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也成为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持续健康运行而亟待破解的难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最根本的体现在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因此本文从经济结构、需求动力、科技创新、区域发展等四方面入手，通过对比四川、安徽等相关省份，探寻陕西存在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破解的路径，力求为加快建设富有陕西特色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助推陕西高质量发展和“追赶超越”提供必要参考。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提出的背景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发展问题主要表现为社会生产的落后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近年来，我国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方面，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社会生产能力在许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升，温饱问题已经解决，到2020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此，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提出的意义

　　党的十九大做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重大判断，是我们党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深入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进程得出的历史性判断，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主要矛盾阐述的改变，既肯定了纵向的增量改善，又揭示了横向的发展差距。综合而言，“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主要揭示了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质量还不够高，已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认清这一客观现实，有助于对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形成正确认知。具体来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体现在多方面，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最根本的，由此从深层决定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也从深层决定着“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此，研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经济“不平衡不充分”的陕西表现

　　近年来，陕西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居全国的位次从2012年的第十六位提升至第十五位。但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也日益显现，制约着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因此，本文从经济结构的不平衡不充分、需求动力的不平衡不充分、创新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区域城乡的不平衡不充分等四大领域入手，选取经济总量相近的安徽及区位相近的四川省进行了对比分析。

　　(一)经济结构的“不平衡不充分”

　　1、服务业总量偏小、占比居全国末位，一、二、三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近年来，陕西三次产业持续优化升级。特别是服务业持续较快发展，2018年，全省三次产业结构为7.5：49.7：42.8，与2012年相比，第三产业占比提高8.1个百分点，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带动作用与日俱增。2018年陕西经济总量较2013年增加了近万亿元，其中，传统优势产业工业增量2787.39亿元，占比27.9%，而第三产业增量5441亿元，对GDP增量的贡献超过50%，可见，第三产业是陕西近年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从总量看，2018年，陕西第三产业增加值总量居全国第17位，在对比的省份中排名最后(四川第8位、安徽第13位)。从增速看，2018年，陕西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居全国第10位，相比于GDP增速居全国第5的位次，发展相对缓慢，在对比的省份中低于四川0.6个百分点，仅高于安徽0.2个百分点。从占比看，发达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普遍达60%以上，四川服务业占比已超过50%，安徽为45.1%，陕西仅为42.8%，低于第二产业6.9个百分点，居全国末位。从贡献率看，陕西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6.3%，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平均水平，对经济贡献度偏低。

　　图1：全国各省(市、区)第三产业占比情况(%)

　　2、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发展相对缓慢，产业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农业机械化水平偏低。以粮食作物综合机械化为例，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显示，陕西主要粮食作物综合机械化率70.2%，其中小麦机耕率89.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1个百分点，小麦机收率87.8%，低于全国4.4个百分点;全省稻谷机耕率、机播率和机收率分别为53.1%、7.1%和53.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0.2、21.9和26.5个百分点。

　　工业发展偏“重”。近年来，陕西经济结构在不断优化，从存量看，汽车制造、电气机械制造等装备制造业占总产值比重排名上升，石油、非金属矿物制造(水泥、玻璃等)、黑色金属冶炼(钢铁)等行业排名下降。特别是工业高技术和转型升级产业较快增长，2013-2018年，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4.9%和19.9%，分别高于规上工业4.7和9.7个百分点，但以资源优势产业或传统产业为主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陕西工业总产值排位前10名的行业多为能源化工工业，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更是连续多年占比居首，高达10%以上，而安徽前10位的行业中，能源化工工业占比仅不到10%。新兴工业产业、信息技术、医药工程技术等技术附加值高、符合产业转型升级方向的产业、产品并没有在陕西工业结构中居主导地位。

　　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2013年，陕西与安徽经济总量差距约3000亿元，2018年差距拉大到约5600亿元，其中服务业增量比安徽少了2300多亿元，这也是两省经济总量差距加大的主要因素。而陕西与安徽的第三产业差距拉大，主要体现在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以及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领域上。2018年，陕西批发零售业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达18.6%，分别高于四川、安徽5.3和3.8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仓储业占8.6%，高于安徽1.3个百分点;住宿餐饮业占5.3%，高于安徽1.3个百分点。而现代服务业中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比仅为13.8%，分别低于四川、安徽2.5和1.5个百分点;房地产仅为9.6%，低于四川1.6个百分点，低于安徽4.4个百分点。

　　3、旅游资源亟待深度开发，高端文化产品供给不足，文化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旅游收入仅为四川六成左右。陕西拥有得天独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资源，但对传统文化资源和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不充分，文化资源不能有效转化为产业资源，导致陕西作为文化资源大省在国内文化市场上话语权和竞争力不强。以旅游产业为例，由于对外宣传力度、旅游精细化服务、旅游管理等方面与其他省份相比还存在差距，2018陕西旅游总收入5994.66亿元，仅为四川的59.4%，打造旅游门户任重而道远。

　　文化产业支柱地位尚未形成。目前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从国际看，英国、日本的文化产业已成为其国内第一、二大产业，美国的文化产业已占本国GDP的18%-25%;从国内看，北京、上海、广东、湖南等省市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突破5%。近年来，陕西文化产业发展成果进一步凸显，2017年文化产业增加值达911.1亿元，占GDP比重为4.16%，比2012年提高0.66个百分点，位居全国第六、西部第一，但相比发达地区及省份，陕西文化产业占比依然偏低，尚未成为具有支柱地位的产业。

　　文化制造业规模小层次低。陕西文化制造业规模偏小，占全部文化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仅不到20%，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0余个百分点，且以印刷、包装、造纸和烟花爆竹生产等传统行业为主，产业低端且缺乏市场竞争力。2018年末，陕西规模以上文化制造企业中，从事印刷复制业务，简单包装业务和生产烟花爆竹这三个低层次的文化行业企业数量占比超过60%。

　　4、私营企业发展水平低，竞争力薄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非公经济占比不高。近年来，陕西非公经济迅速崛起，占GDP的比重由2012年的51.2%增加到2018年的54.2%，提高3个百分点。其中，第三产业非公经济比重达58.5%，比第一、二产业分别高33.5和3.7个百分点。在全省GDP增量中，非公有制经济的贡献率达到53.4%，拉动经济增长4.4个百分点，有力地支持了全省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但是从全国范围看，陕西非公有制经济与浙江等发达省份相比差距仍然较大，即使与中部部分地区相比也存在差距，2017年，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全省GDP的比重达75%，2016年河南为58.0%、湖南为60.0%，均高于我省现有水平。

　　私营企业抗风险能力薄弱。目前，陕西非公有制经济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低的制造业、交通运输业、贸易餐饮业等一般性竞争行业，且多数为家族式小型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强，而安徽非公经济几乎涉足各个行业和领域.近年来，随着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非公有制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失去低成本优势，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市场竞争压力增大，生存和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二)需求动力的“不平衡不充分”

　　1、生产性服务业投资、高技术投资占比偏低，投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生产性服务业投资不足。2017年，陕西服务业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达68.1%，高于安徽15.4个百分点，四川1.9个百分点，但从投资流向看，陕西服务业投资中与生产活动密切相关的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仅占全部投资的2.3%，低于安徽1个百分点。2018年，陕西服务业投资增长9.8%，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8.9%，低于服务业投资0.9个百分点，发展后劲不足。

　　高技术产业投资占比仅为个位数。陕西高技术产业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仅为6%左右，且高技术制造业主要集中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36.7%)和医药制造业(11.1%)，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资仅占高技术投资的0.2%。

　　图2：2018年陕西高技术产业投资分行业占比情况(%)

　　2、中高端、新兴消费比重不高，消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从消费占比看，消费贡献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年来，陕西居民消费潜力有序释放，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增强，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的局面有所改善。2013-2017年，陕西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呈稳步下降态势，由77.3%降至43.1%，下降34.2个百分点。但陕西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41.0%，仍低于58.8%的全国平均水平。

　　从消费层次看，中高端消费占比仍然较低。2018年，陕西城镇、农村居民生活性消费支出中，文化娱乐消费占比分别为5.3%、2.2%，低于发达国家9%左右的比例。2018年末，陕西农村每百户居民家庭拥有家用汽车17.4辆，低于四川0.4辆、安徽5.4辆。2018年，陕西限上批发零售业零售额中，与改善生活品质相关的化妆品、体育娱乐用品、书报杂志、电子出版物及音像制品、文化办公用品和通讯器材占比仅9.6%，而粮油食品类及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两项占比就达23.1%。

　　从消费方式看，新兴消费方式规模仍然偏小。随着京东物流总部等大型网络零售商在陕落户，陕西互联网零售呈现较快发展态势，2018年，全省限额以上企业(单位)实现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30.8%;高于限额以上企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20.6个百分点。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网上零售规模依然偏小，2018年仅为418.43亿元，占商品销售总额的7.7%，分别低于四川、安徽3.6和1.3个百分点，远低于东部发达省份30%以上的比重。

　　3、进出口规模偏小，结构亟待优化，对外开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从对外开放程度看，一是进出口占比仅为全国百分之一。2018年，陕西实现进出口总额3513.2亿元，仅相当于四川的59.1%，安徽的84.8%，在全国的占比仅为1.2%。二是外贸依存度远低全国水平。2018年陕西外贸依存度14.4%，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19.5个百分点，低于四川0.2个百分点。三是利用外资不到安徽四成。2018年陕西实际利用外资68.5亿美元，仅占全国水平的5.1%，相当于四川的76.5%及安徽的38.2%。

　　从对外开放结构看，一是加工贸易占比过高。由于长期以粗放型经营为主，陕西加工贸易依赖度较高，2018年，全省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达63.4%。从出口情况看，陕西一般贸易占比仅为21.6%，而安徽占比已达七成以上，表明陕西在国际产业链上仅处于中游水平，对外开放层次较低。二是五大贸易伙伴集中度过高。陕西对台湾、韩国、香港、美国、日本五大贸易伙伴的依赖度较高，且集中度呈上升态势。2018年，五大贸易伙伴占全省进出口份额达72.3%，较2017年提高0.6个百分点。

　　图3：2018年陕西五大贸易伙伴进出口占比情况(%)

　　(三)创新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

　　1、研发投入强度偏低，企业研发活跃度不足，创新主体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2018年，陕西研发投入强度(研发经费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为2.18%，连续两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全省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仅为0.87%，真正能够反映地区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研发经费投入与投入强度不成比例，支撑和引领陕西经济发展的动力明显不足。2018年，陕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6656家，有研发活动的企业1096家，占比16.5%，特别是小微企业开展研发活动覆盖面较小，全省5799家小微企业有研发活动的企业占比仅为13.8%，比大中型企业低20.5个百分点。

　　2、科教优势未充分转化，新产品投入产出效率远低全国水平，技术转化能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陕西拥有大量科研成果，但从科研成果向新产品、新工艺、新服务的技术转化能力较弱，造成技术大量外流孵化。2017年陕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为7.7%，较全国平均水平低9.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与开发支出比为8.4:1，而全国为14.2:1，每一元投入产出较全国水平低5.6元。

　　表4：2012-2017年陕西规上工业企业新产品开发、生产及销售情况

　　(四)区域城乡的“不平衡不充分”

　　1、三大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较大，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明显。从主要经济指标看，2018年，关中生产总值分别为陕北、陕南的2.8倍、4.4倍;地方财政收入分别为陕北、陕南的1.8倍、9.9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为陕北、陕南的8.6倍、7倍;从经济结构看，关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9.4%，而陕北、陕南分别仅有31.3%和36%。从对外开放水平看，2018年，西安进出口占全省比重达94%，较2017年提升0.2个百分点，而排名第二、第三的宝鸡、咸阳仅分别占1.8%和1.7%，西安对外经济“一枝独秀”，以点带面格局未能形成。

　　图4：三大区域主要经济指标对比(亿元)

　　2、县域经济发展进程差别明显，县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一是县域经济总量、县均规模偏小。2018年，陕西77个县(市)GDP总量10738.27亿元，仅为安徽61个县(市)的七成多。县均生产总值139.46亿元，仅为安徽县均水平的六成左右。二是县域经济实力差距悬殊。2018年，生产总值排全省前10名县(市)的总量是后10名县的16.6倍。全省最低的佛坪县经济总量仅为第一名神木市的0.8%。三是县域服务业发展滞后。2018年全省县域第三产业占比31.8%，低于安徽(2017年水平)2.3个百分点，低于全省第三产业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四是城镇建设步伐缓慢。2018年全省县域城镇化率只有46.7%，比全省平均水平低了11.4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12.9个百分点。

　　3、城乡居民收入偏低且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一是总量位次偏低，农民收入低于西藏。2018年，陕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319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930元，低于安徽1074元，居全国第19位，处于全国中下游水平;同比增长8.1%，低于安徽0.6个百分点。陕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213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404元，分别低于安徽、四川2783和2118元，在全国31个省市中仅高于云南、青海、贵州及甘肃，与西藏的差距从2017年的65元扩大到237元。二是居民收入增速低于经济发展速度。2013-2018年，陕西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7%.而城乡居民收入剔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速分别为6.8%和8.2%，生产总值的增速长度远远高于居民收入增速。三是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不断扩大。近年来，陕西城乡居民收入比虽然从2013年的3.15:1逐步下降到2.97:1，但仍低于全国、四川及安徽水平，且陕西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不断扩大，从15254元增加到22106元。

　　三、解决经济“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四个抓手”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应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要求，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因此，本文建议以产业创新升级、文化强省建设、发展“三个经济”和区域协调发展四个方面为抓手，解决陕西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助推陕西高质量发展和“追赶超越”进程。

　　(一)突出重点，以产业创新升级为抓手

　　一是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围绕能源装备、轨道交通、输变电、数控机床等先进制造业优势领域，加大研发投入，加快建设制造强省。改造提升能源化工、有色冶金、食品、纺织等传统产业，提高集中度，推广循环经济。

　　二是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光电芯片、智能制造、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等产业，构建航空、卫星应用、集成电路、物联网等产业链，打造西安航空、航天、集成电路制造等国家产业基地，积极创建“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

　　三是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大力构建现代物流体系、科研技术服务体系和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推动市场服务多元化和业务创新，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四是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一方面以大型飞机、航空发动机、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等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为牵引，搭建“军工+”平台，鼓励引导民办高校、民营企业和地方科研院所参与科研生产与配套协作。另一方面，以全面创新改革试验为牵引，加快军工、科技资源优势向创新优势、产业优势转化，促进创新成果和产业发展紧密对接，最终建立军民融合为特色的国家创新高地。

　　(二)多措并举，以文化强省建设为抓手

　　一是努力打造文化产业新业态。全面做好“文化+”融合发展大文章，推动文化与旅游、科技、体育深度融合，最终将文化创新创意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

　　二是加强项目策划和招商引资力度。要依据陕西特色文化资源，策划一批具有长远发展前景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良好的文化产业项目，策划和储备一批辐射带动作用强、发展前景好的产业项目。要紧盯广东、江苏文化产业发展强省，加强与知名文化企业集团的洽谈沟通，重点围绕创意服务、文化装备生产、文化投资运营等开展文化产业招商，力争引进一批业态新、潜力大、带动强的文化企业落户陕西。

　　三是建设高层次文化人才队伍。制定文化产业人才扶持政策，大力引进海内外文化产业高层次人才的同时，利用好陕西科教资源丰富的优势，建立健全文化人才培养机制。

　　(三)释放活力，以发展“三个经济”为抓手

　　一是提升枢纽优势。加快建设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丝绸之路文化交流枢纽、“一带一路”信息交流枢纽，增强陕西要素集聚、资源汇聚、市场开拓的新动能。

　　二是提升门户水平。陕西需全面增强以丝路金融港、高铁新城、空港新城等为代表的门户区域影响力和服务水平，形成全方位改革开放试验田、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不断深化丝路国际产能合作。

　　三是补齐流动短板。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通过学习浦东、四川经验，以陕西自贸试验区为依托，全力以赴打造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流动体系和开放型经济服务体系，增强国际高端资源要素的吸附力和整合力，不断降低实体经济运行成本，增强资源要素配置实力。

　　(四)特色推动，以区域协调发展为抓手

　　一是推进三大区域协调发展。要按照“强关中、优陕北、兴陕南”的发展目标，坚持“关中协同创新发展、陕北转型持续发展、陕南绿色循环发展”的特色发展思路，充分发挥各地区优势，合理分工，协同发展，提升区域资源利用率，促进各类优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二是强化区域新型产业顶层设计。突出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等国家级开发区的示范引领作用，促进“以强并弱”“以强带弱”，在产业链上形成布局一体、优势叠加、错位发展的新格局，不断提高区域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三是支持“一县一业”发展，缩小城乡贫富差异。支持县域园区建设，重点发展资源深加工、食品轻工、大工业配套产业，大力发展金融服务、商贸物流、特色旅游等现代服务业，加快推进创新型市县(区)试点，结合区域资源和产业特色，强化特色农产品的品种研发、精深加工、电子商务等技术创新与应用。培育和发展“一县一业”的产业发展格局，在提升县域收入水平的同时，缩小城乡贫富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