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通过创新打破旧的均衡，建立新的均衡。企业家无法培养，政府可以做的是创造一定的制度环境，使其有自由的思考空间。

    经济增长是新的产品、新的技术、新的市场不断实现的过程，是产业结构、需求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今天人手一部手机，30年前没有。计算机、笔记本电脑50年前也是没有的。这才是真正的经济增长，所以经济增长一定是新的东西出现。

　　亚当·斯密的理论是：市场规模越大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高，专业化程度越高分工越细，技术进步越快，新的产品新的技术越多，生产率越高财富越多。经济发展了就可以参与更大的市场，市场范围就扩大了，经济就会不断地进步。亚当·斯密没有能够研究推动这个链条运动起来的人的因素，其实就是企业家。无论是技术分工还是市场都是靠企业家、企业家精神。最典型的例子是比尔·盖茨，比尔·盖茨之前有软件但没有软件产业。每一次技术进步实际上也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比如物流、印刷机械产业。一个国家怎么变得富有，依赖于生产率的提高，依赖于技术进步与创新，创新来源于劳动。丰富来源于市场规模，没有分工的社会很难有技术进步。

　　新的财富怎么变成市场?也是靠企业家。产能过剩是企业家没有用新的财富对接新的市场。不是说人类的需求都得到了满足，而是没有企业家创造出新的市场。经济发展了，人们富有了，如果企业家继续生产原来的东西，那大家就不愿意买了，这样就导致了经济短期内出现的停滞。

　　均衡是没有利润的，谁都不能赚钱，只有不均衡才有利润。2001年左右的时候，全球的计算机市场都处于均衡状态，生产计算机的产业都不赚钱。这是IBM为什么在2004年把PC卖给联想的主要原因。在中国生产计算机其实也不赚钱，赚的就是那些机会成本，赚的是搬运工的钱。有终端的卖家说：我们卖一台电脑，赚的没有街上卖煎饼果子的多。但这时候出现了苹果，乔布斯就打破了局面，生产出平板电脑，完全打破了这个计算机市场的均衡局面。现在平板电脑越来越多，模仿的暴利，让平板电脑市场又趋于均衡，继而被智能手机的创新打破，又出现不均衡。过去30多年中国的企业家主要是靠套利来赚钱，中国的经济也是靠企业家的套利发展的。人类从古到今都有这个精神的。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就举了30多个企业家的例子。套利有三种方式，一种是跨市场的套利，四川的橘子很便宜，北京很贵，把橘子从四川运到北京就赚钱，这样的企业家就是商人。第二种是跨时套利，比如说预计明年某种产品会变贵，那么现在开始储存，或者现在开始生产，到明年就赚钱。第三种套利就是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之间套利，比如有好多人无所事事，但有好多产品供不应求，你只要把这些无所事事的人组织起来从事生产，那么你就可以赚钱。过去30年大体就是这样，但这个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就是套利的空间在传统产品市场都饱和了，即使有创新，这个创新也是在外国原创性技术上做一个改进而已。

　　所以中国下一步的关键是企业家能不能从套利行为转向真正的创新。创新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想法，这个想法一般人没有，当你提出来以后大部分人都不会认同。创新还是引入新产品、开辟新市场、发现新材料、引进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式)，实现新的组织形式(管理方式)。企业家通过创新打破旧的均衡，建立新的均衡。

　　企业家无法培养，政府可以做的是创造一定的制度环境，使其有自由的思考空间、有稳定的预期、有良好的产权保护，才会产生创新型的企业家。亚当·斯密曾说过，“除了和平、轻赋税和宽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个最原始的国家发展为最大限度繁荣的国家，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

　　如果一个国家用产业政策来指导企业家创新，这个创新可能会失败，因为产业政策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即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有能力判断未来，可惜这个假设常常不成立。光伏是企业家发现的一个产业，政府认定这个产业好就大规模地扶持，结果搞得一塌糊涂。如果政府不扶持，有些企业活了，有些死了，这个产业就比较健康。由此可以看出如果企业家只跟着产业政策走的话，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历史的经验证明，政府是没有办法替代企业家的。那政府干什么?政府要做的是怎么提供有效的产权保护、提供一个法治环境，让每个人都有思考的自由。否则很难想象会出现特别伟大的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