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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高级理财规划师实操案例:“拆迁富翁”博弈胜利者的远虑近忧

来源 :中华考试网 2017-06-01

2017高级理财规划师实操案例:“拆迁富翁”博弈胜利者的远虑近忧

  被拆迁财产权得到空前尊重,但仅有程序正义还远远不够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农民张建华刚搬进装修一新的拆迁安置房,并买了一辆帕萨特轿车,还打算带妻子乘飞机到云南旅游。

  “对于我来说,似乎一夜之间,就不用为钱发愁了。”他有些兴奋地说,“当拿到几百万拆迁补偿款时,我第一次感觉到,钱仅仅是个数字,但却可以让一个人活得更体面。”因为拆迁,他与全村大部分农民的命运发生了巨变,从农民转身为市民,且一跃为富人。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像张建华这样生活在北京一些城中村及农村的农民,因拆迁而一夜骤富,他们或领取了政府的巨额征地补偿款,或因拥有多套房产,从而跻身富人行列。

  因富裕来得太快和太容易,许多转型农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观念受到了极大冲击,少数人还过起了游手好闲、斗富比奢的日子。

  “目前有些‘拆迁富翁’的身份,虽然已是市民,但并没有完成向市民的转型。”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社会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先锋教授认为,如何引导农民合理使用和打理好拆迁款,如何使他们能真正融入城市、适应城市的生活,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

  庶民的胜利:拆迁造富可望可即

  近年北京城市化进程非常快,大量城乡接合部及郊区县村庄的消失速度,被轰鸣的推土机不断刷新。

  以大兴区为例,2009年,大兴区共拆迁33个村,涉及转非劳动力7000余人。2010年预计拆迁64个村,涉及转非劳动力2.3万人。

  另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朝阳区将有45个村拆迁,涉及4.67万农民,海淀区将有20个村拆迁,怀柔将有3个城中村拆迁,昌平至少30个村拆迁,等等。

  “拆迁富翁”聚居地随之兴起。如朝阳区的大望京,通州区的梨园镇、张家湾镇,大兴区的黄村镇、西红门镇、旧宫镇、瀛海镇、亦庄,平谷区的王辛庄镇,门头沟区的永定镇,等等。

  据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副镇长白艳英介绍,根据占地时间、所处区域、参照政策、拆迁主体以及宅基地面积、家庭人口、房屋数量等等因素的差异,每个拆迁户得到的补偿款并不相同。

  “有些农民拆迁可得到几套回迁房,有的还多出1至2套用于出租或出售,不用工作就有收入。对于他们来说,这笔收入也非常可观。”白艳英说,“一般来说,这些家庭至少会有十几或几十万存款。”

  以一户普通农户为例,有三分地的宅基地,如果执行新的补偿标准,该户家庭除了可得到两三套回迁楼房外,另有四五十万元的拆迁补偿款。要是执行六七年前的拆迁政策,则只有二三十万元。

  “在高房价时代,出现‘拆迁富翁’不足为奇。”北京市朝阳区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有些地方政府不愿看到拆迁引发群体性事件,甚至出现上访、自戕等极端事件及其带来的高昂社会成本,所以出手比较“大方”。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拆迁富翁”的出现是权利对等博弈的结果,说明了农民维权意识在不断增强,也有了与地方政府或开发商谈判的能力。同时,也表明了有些地方政府或开发商摒弃了强拆思维,学会了对市场和公民财产权的尊重,使拆迁方式与定价方式渐渐合乎程序、正义的共识。

  但也有专家认为,农民因拆迁一夜骤富的现象极不正常。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周孝正教授认为:“有些地方为拆迁补偿不到位而发生暴力拆迁事件,而有些地方却能使农民一夜骤富,这说明政府在依法行政方面存在一些弊端,尤其在拆迁补偿上缺乏全国的科学统筹。”

  失衡的生活:冲动消费潜伏返贫危机

  在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的一个新建拆迁安置小区,停满了一辆辆崭新的小轿车,其中不乏高档名牌车。

  刚搬来不久的居民张大爷说,因为拆迁,他得到200多万元补偿,最多的人家达800万元。

  得到巨额拆迁补偿款后,很多人盘算着如何花钱。居民王先生说:“我想买辆好车。好车的标准是价格应在20万元以上,降低点儿要求,至少也要在15万元,低于这个标准就掉份儿了。”

  也有人买好车不仅仅是为了显摆。黑车司机黄遥在北京市朝阳区大望京某社区西侧门口“趴活”。据黄遥说,他所在的村子前年拆迁,除得到一套回迁住房外,他还获得400多万元补偿款。地没了,总不能闲着,便买了一辆奔驰跑黑车。哪想到油价一个劲儿地涨,养车费用日趋昂贵,生意又不好。

  “别看我的车是奔驰,跑黑车还真不如那些捷达。”黄遥苦恼地坦言,“有人看到我的车是奔驰,不但不敢坐,反而看我目光怪怪的。”

  他现在是进退两难:卖掉车吧,只能折旧卖,自己一下就亏十多万元。不卖吧,这车只会一个劲儿地“烧钱”。

  调研发现,“拆迁富翁”普遍对未来生活缺乏科学与理性的规划。有的人被设局拉下水参与,拆迁补偿款被套取。

  为了补偿款的分配,有些拆迁户亲人之间大打出手,导致家庭破裂,甚至对簿公堂。

  还有些“拆迁富翁”家庭的未成年孩子,因为家里一夜骤富,心态大变,出现比富、奢侈、厌学现象。

  中国科学院社会学所赵春燕博士说,“拆迁富翁”并非北京特有现象,在城市化进程很快的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区,凸显的类似问题也亟待引起重视。

  “一个人可凭借自己的知识、智慧和技能,创造实现富裕的梦想,但靠土地一夜骤富,已经颠覆了传统意义上致富模式和社会价值观念。”李先锋对此表示忧虑。

  周孝正认为,在拆迁进程中,农民所能得到的补偿待遇正在逐步提高,这既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有了更多选择,同时也可能导致命运的失衡,由此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值得深思。

  赵春燕对此也感触颇深:“对于一向种地谋生的农民来说,缺乏投资理财意识不足为奇,面对突然到手的财富,大多数人自然会手足无措。”

  “如果‘拆迁富翁’挥霍式消费,除了种地,他们又缺乏其他基本的生存技能,这会使他们坐吃山空,返贫的可能性极大。”赵春燕分析认为,“他们已经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一旦返贫,必将成为整个社会的包袱,影响社会的稳定。”

  这方面已有前车之鉴。据了解,2003年至2006年,首都机场扩建范围内的顺义区龙山、塔河、桃山、冯家营等6村整建制拆迁,有些拆迁农民拿到补偿款后,就出现挥霍和盲目投资现象,有些因此返贫。

  依法行政不能止步于充分补偿

  大兴区社会建设办公室副主任尚建刚直言,有些“拆迁富翁”存在不理性消费状况,尽管与他们存在盲目的炫富与攀比心理有关,但主要原因还是政府对他们正确消费观念的引导力度不够到位,尤其是拆迁后的体制跟进还相对滞后,也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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