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代城市规划思想

　　(一)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思想

　　中国古代文明中关于城镇修建和房屋建造的论述，总结了大量生活实践的经验，多是以阴阳、五行、勘舆学的方式出现，许多理论和学说散见于《周礼》、《商君书》、《管子》和《墨子》等政治、伦理、经史书中。

　　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的《周礼·考工记》记述了周代王城建设的空间布局：“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石朝后市;市朝一夫。”书中还记述了按照封建等级、不同级别的城市建设形制，如“都”、“王城”和“诸侯城”等都规定城市用地面积、道路宽度、城门数目、城墙高度等方面的等级差别;同时还有城外的郊、田、林、牧地的相关论述。

　　《周礼·考工记》记述的周代城市建设的空间布局的形制，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实践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礼》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开始进入都城建设规划，这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最早形成的时代。

　　战国时代的城市布局，丰富了城市规划的创造，首先得益于不受一个集权帝王统治的制式规定，另外更重要的是《管子》和《孙子兵法》等论著，在思想上丰富了城市规划的创造。《管子·度地篇》记载了居民点选址的要求：“高勿近阜而水用足，低勿近水而沟防省”，《管子》认为：“因于材，就地利，故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准绳”。从思想上打破了《周礼》单一模式的束缚。

　　另一本战国时代的重要著作《商君书》则更多地从城乡关系、区域经济和交通布局的角度，对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的管理制度进行了阐述。

　　秦统一中国后，在城市规划思想上也曾尝试过进行统一，发展了“相天法地”的理念，即强调方位，以天体星象坐标为依据，布局灵活具体。

　　汉代国都长安的遗址发掘表明，其城市布局并不规则，没有贯穿全城的对称轴线，宫殿与居民区相互穿插，说明周礼制布局在汉朝并没有在国都规划实践中得到实现。

　　建于公元7世纪的隋唐长安城，整个城市布局严整，分区明确，充分体现了经营城为中心，“官民不相参”和便于管制的指导思想。

　　中国古代文明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大量可见“天人合一”思想的规划理念，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观念。大量的城市规划布局中，充分考虑当地地质、地理、地貌的特点，城墙不一定是方的，轴线不一定是一条直线，自由的外在形式下面是富于哲理的内在联系。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强调整体观念和长远发展，强调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强调严格有序的城市等级制度，这些理念在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实践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同时也影响了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的城市建设实践。

　　(二)西方古代城市规划思想

　　西方古代，公元前500年的古希腊城邦时期，在城市建设中有希波丹姆模式，提出了方格形的道路系统和广场设在城中心等建设原则。此模式，在米列都城得到完整体现。以城市广场为中心，反映了古希腊的市民民主文化。因此，古希腊的方格网道路城市从指导思想方面与古埃及和古印度的方格网道路城市存在明显差异。希波丹姆模式寻求几何图像与数学之间的和谐与秩序的美，这一模式在希波丹姆规划的米列都城得到了完整的体现。

　　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的著作《建筑十书》，是西方古代最完整的古 典建筑典籍，内有城市规划的论述。该书分为试卷，在第一卷“建筑师的教育，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的基本原理”，第五卷“其他公共建筑”中提出了不少关于城市规划、建筑工程市政建设等方面的论述。

　　欧洲中世纪城市多为自发成长。1889年，维也纳建筑师卡美洛西特出版的《按照艺 术原则进行城市设计》一书，对欧洲中世纪城市进行描述，这是一本较早的城市设计论著。它力争从城市美学和艺术角度解决大城市的环境和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