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题干题资料一
在城镇化建设一次研讨会上，发改委某司长表示：在我国6.22亿的城镇人口中，统计在城镇人口中但事实上还属于农业户籍人口的，大体上有1.67亿人，这样的人主要是农民工。他们虽然是工作和生活在城市，但是他们没有和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权益。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仍处在很不稳定的状态。此外，他还指出，655个城市中现在有近400个城市缺水，其中约200个城市严重缺水。我们现在搞的南水北调、西气东输，实际上就是针对现在城市的经济、人口、资源环境不相适应和不相匹配的情况，搞能源和资源大规模、长距离调运，是迫不得已的。我国环渤海、珠江三角洲、长三角三大城市群的经济实力比较强，但就全国整体来讲，大多数的城市还处于城镇化的初级发展阶段。特别是中小城市，吸纳人口能力还不足，还有很大的潜力。小城镇，过去是遍地开花，过多地占用了非常珍贵的土地资源，小城镇的盲目发展也造成了环境的污染。我国过度依赖土地支持的城镇化的持续能力是不强的，或者说已经不可持续。一些地方在以地生财的利益驱动下，导致一些城市盲目地拉大建筑框架，建设大广场、大马路，实际上土地的利用十分粗放。土地的城镇化快于人口的城镇化，从1999年到2007年，城市建成区的面积扩大了7.2%，但吸纳的人口只增长了4%。
资料二
目前一些地方的城镇化热潮出现了两种值得关注的情况。一是许多地方干部对城镇化的理解出现偏差，认为城镇化就是大征地、大拆迁、造新城。一名地方国土部门的干部告诉记者，由于国家对人均建设用地有指标控制，一些地方为突破指标，大做规划文章。特别是小城镇规划贪大求全，不切实际地提出十年、二十年内人口要达到数十万甚至上百万，面积达到几十平方公里。他认为，正是这种贪大求全的盲目规划引发了一些地方大拆大建和“圈地运动”。二是有的地方搞城镇化的出发点首先是为了解决城市扩张和用地不足，却忽略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其他公共服务的保障。这种以土地为突破口和取向的城镇化，无疑极易造成对农民利益的侵害。调查了解到，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民主体地位被忽略、“被自愿”的现象时有发生。J省H村村民C告诉记者，2005年村里引入外来资本，承包了近千亩土地建茶场，由于每亩租金只有100元，村民们嫌低普遍不愿意出租。尽管如此，村里还是通过强行手段将村民们的土地流转给了承包的老板。“当时我住院一个月，村委会趁我不在家，用推土机把我的一亩桑树地推平租给了茶场，对外却说是村民自愿流转。” 记者在苏皖川等地采访时发现，各地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的征地和拆迁补偿标准不一，但总体标准过低，有的流转价格每亩只有100元左右，耕地一次性征用价格一亩也只有一万元左右，仅为土地的短期产出收益，而忽略了土地对农民的保障功能。以“统筹城乡”为旗号的城镇化最终成了“统筹土地”，忽略了社保、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等保障措施的配套。据了解，安徽省南陵县将大浦试验区作为土地整治整村推进项目，对现有分散村庄进行撤并，建设新型农民社区统一安置，节约建设用地666.75亩。通过对原农民宅基地及部分滩地进行土地整理复垦，共新增耕地1223.75亩。这些节约出来的用地指标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被置换为城镇用地指标，以每亩20万元的价格出让给负责试验区建设的企业，而农民从中获得的收益标准却仅为10元/平方米。记者在其他一些地方采访时发现，有的地方农民连这10元/平方米的补贴都得不到。节约出来的土地增值收益完全由政府获得。
资料三
2010年10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中国社科院财政和贸易经济研究所发布的研究报告均认为，目前的户籍管理制度造成了中国的“伪城镇化”或“不完全城市化”。三份报告均建议进行相应的改革。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认为，受中国城乡分割以及户口制度的约束，这种城镇化尚是一种“伪城镇化”。大量的农村产业工人，虽然居住在城市并被计算为城市人口，但其并不能同等享受城市的各类公共服务，其收入水平、消费模式无法等同于一般城市人员。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在9月25日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9月21日分别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在各自的研究报告中均提及这一问题，并提出了放开户籍制度的改革建议，只不过在改革的节奏掌控上这两份报告有所不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研究报告《中国发展报告2010》中提出，中国城市化目前仍处在“半城市化”状态。国家发改委秘书长Y解释说，我国现有城市化率的统计口径，包括1.45亿左右在城市生活6个月以上，但没享受到和城市居民等同的公共福利和政治权利待遇的农民工，也包括约1.4亿在镇区生活但务农的农业户籍人口，这些并没有真正转变身份的人口约占城镇总人口的一半。人大经济研究所的报告认为，由于中国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向短缺的时代已到来，劳动力短缺必然带来劳动者工资上涨。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将城市户籍所对应的公共服务覆盖到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将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入城并遏制劳动力成本过快上涨。《中国发展报告2010》主笔之一A在解释报告时也表示，在城市化过程中应该对农民工实行保留户籍、总量控制、放宽条件、逐步推进的方式。这种方式应该是城市政府所能接受的办法。未来要主动吸纳适合到城市居住的农村人口。提升真实的城市化水平，需要将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到所有在城市居住工作的人口，尤其是农民工及其子女。
资料四
2012年12月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新型城镇化”被提到新的高度。会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在基层视察时指出，城镇化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他强调，要着力破解城市内部二元结构难题，带动内需扩大和就业增加，走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L表示，中国的新型城镇化需要解决三大问题。首先，城市土地扩张要与农业人口转移相结合，不能单一扩张城市、大搞建设。其次，城镇化要与产业转移相结合，实现产业在城乡间、地区间合理布局。最后，大城市要与中小城市及城镇协调发展。他表示，虽然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很快，但“市民化”速度相对较慢，超过1.5亿农民工离土离乡到城市打工，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带来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要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必须有序稳妥地实现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多位专家认为，城镇化任务提出后，需要在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及教育等方面进行综合配套改革，从而最大程度上释放出新的改革红利。专家G称，要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政府应当在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方面缩小待遇差别，提供更加均衡广泛的公共服务。
资料五
美国是个高度城镇化的国家，85%以上的人口住在城市里。全国50个州，3043个县(郡)，35153个市、镇(村)，基本达到城镇(村)一体化，农村城镇化。美国“小城镇”有两种概念，一种叫小城市，即“Small city”;还有一种叫小镇，即“Little town”。美国的小城镇往往是由居民住宅区演变而来，一般200人的社区就可申请设“镇”，如有足够的税源，几千人的社区就可申请设“市”。美国城市规模大小差异很大，从几百万人口到几百人都有;但以3～10万人口居多。近30年发展起来的大都市区、城市圈或称为卫星城集中起来的城市带，是大批小城镇的集合，而不是靠无限扩张中心城市管辖范围来实现城市规模。美国联邦统计机构把它称之为“都市区”。从地区看，美全国可分为三个著名的城市群(带)。东北部城市最为集中，形成一个城市连绵带。这个庞大的都市群北起波士顿、南到华盛顿绵延700公里，宽约100公里。五大湖南部的工业地带，都市化程度也很高。从密尔沃基开始，经过芝加哥、底特律、克利夫兰到匹兹堡，形成又一个城市连绵带。第三大城市连绵带在加利福尼亚州。它北起旧金山湾区，经洛杉矶、圣迭亚戈直到墨西哥边境。这三大城市连绵带规模都在世界前列，许多大城市地区已经联成一片，往往这个城市的延伸部分却是另一个城市的发展部分，卫星城镇和工业区相互交错，已难于分辨是哪一个城市的郊区了。美国政府内部管理简单化，政府官员少，部门少;小城市政府官员报酬很低，甚至没有，都是兼职的。政府的职能，就是为纳税人服务。美国的地方政府按职能来分，大体是两种类型：一种是具有比较全面行政职权的地方政府;另一种是为管理某一具体事项而设立的，如管理学校教育的“学区”，或“卫生专区”、“土壤保护专区”等。洛杉矶、华盛顿、纽约等大城市均有2～3个大型飞机场，航班很多，几乎每分钟都有飞机起飞降落。陆上交通更是四通八达，6～8车道的高速公路已经成网。美国1997年各种道路长度总计63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有近9万公里;每千人拥有汽车760辆，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汽车王国。美国非常重视市镇建设规划。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详细发展规划。规划必须通过专家的论证和市民的审议，一经通过确定，规划就具有法律效力，十分稳定，不得随意更改。如要变动，必须经市民重新审议通过。
资料六
日本是个“加工贸易”型国家，其城市分布与结构的突出特点是与临海工业带和港口城市密切相关，因而形成港口工业为主的城市带是日本大城市地域结构的另一个重要特色。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有两个工商业中心，东日本以东京为中心，西日本以大阪为中心，并分别与重要国际贸易港口横滨、神户联结成著名的“京滨工业带”和“阪神工业带”。以此为基础，在城市地域类型的构成上就相应地形成了“京滨城市带”和“阪神城市带”的空间结构模式。近年来，日本的大城市发展呈现停滞趋势，而众多新兴小城市的发展却势头强劲，一改以往发展迟缓、结构趋同、管理落后、功能低下的落后局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小城市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经济实力上得到迅速发展。尤其是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其发展更呈跃进之势。据统计，在1990～2000年的10年间，日本的小城市数量由249个增加到448个，占全国城市的比率已从54.6%增至66.7%。据统计，迄今日本实施的有关国土开发和城市发展的计划，分为全国计划、大城市圈整备计划和地方城市开发促进计划等三大类，下分14小类，共约有200余项。如《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国土利用计划》、《首都圈基本计划》、《首都改造计划》、《筑波研究学园城市计划》以及《地方开发促进计划》、《地方城市开发建设计划》等等。此外，早在1919年日本就制定了《城市规划法》，以后修改多次。战后日本政府的支出，包括政府的消费和政府公共投资。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的政府支出占国内总支出的比例大体上保持在15%～20%左右。在政府支出中，与1950年相比，2000年的政府消费总额增加115倍，而政府公共投资总额却增加210倍。在1950～2000年的50年间，政府消费总额年均增长10%，而政府公共投资总额年均增长11.3%。日本政府通过扩大公共投资在城市发展上起了重要作用。另外，据统计，在1950～2000年的50年间，日本财政支出中的教育经费从15.98亿日元增加到55039亿日元，猛增3443倍。教育经费的增加，为各地区工业现代化和城市经济发展培养出大批各类技术、管理人才和熟练劳动者。人才的集聚，对日本的城镇化进程越来越成为重要的促进因素。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是政府加强宏观管理的第一条“成功经验”。
资料七
郑各庄是北京市昌平区的一个行政村，有568户人家，1500口人，村庄面积2.9平方公里。南距天安门22公里，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从1983年起，黄福水开始担任村领导职务，带领村民开展旧村改造，发展了宏福集团、宏福苑、温都水城，编制村庄发展规划，围绕主动城市化做文章。地处城乡结合部的郑各庄不仅是大都市的郊区而且靠近首都政治中心。 20余年来，郑各庄通过土地置换推动产业转型，从“农业村”转向“产业村”，在经济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再向“服务村”升级。目前，面积约为2.9平方公里的郑各庄村已经形成了生活居住、教育科研、科技产业、旅游休闲产业四个功能板块，现代城市化社区初步形成。村里自营实体公司由1个发展到35个;产业工人由300多人增至1.3万人;农民人均年收入从3100元提高到45500元。 “中国企业入选哈佛案例的不少，可是在村庄治理方面，郑各庄还是第一个。”与托尼赛奇教授有过密切合作，并积极促成黄福水哈佛之行的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院长胡必亮教授说，这是中国普通村支书在哈佛讲坛上的第一次亮相。对哈佛学生们关心的“村支部书记产生过程”等问题，黄福水给出了坦诚的回答：“村干部是通过‘两推一选’的方式来选举的，有点像‘海选’。其实和你们总统选举的程序是有类似之处的。”黄福水的话引来了阵阵笑声。美国学生对中国有一定了解和兴趣，但仍存在一定误解。“同学们普遍认为中国农民贫穷、素质低，都想从农村出去打工。”当黄福水告诉哈佛学子们“在郑各庄村，村民们不用出去打工，不用到城里去挤公交车，到2015年人均收入可以达到1万美金”时，他们表示了震惊与赞赏。关于幸福指数的问题，黄福水拿周边的村庄举例。“农村都有个现象，就是大家攀比盖房，房子越盖越高，但周边环境仍然非常恶劣，和污水、猪圈等生活在一起能幸福吗?”他表示幸福指数实际上是个综合指数，既要改善生活环境，也要有可持续的收入来源，“我们努力为每位村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环境，每个人都有一份工作，每个家庭都是企业的主人，土地收益是大家共享分配。农民在企业入股，有着人均17万股份，每年不低于15%的回报。” 在胡必亮看来，郑各庄之所以能入选哈佛案例，是因为成功实现城镇化转型。“成功首先体现在村庄集体经济发展，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福利改善，民主化程度提高。其次，郑各庄通过产业转型，完成了工业化，进而改变人口聚居方式，代表了城镇化发展的方向。郑各庄的一些创新性探索，实际上是突破了现行的制度和体系，但从长远来看代表了未来制度变迁的方向。” “黄福水是从一个经济能人成长起来的，但他在很多方面又超越了其局限。他不搞家族式治理，引进职业经理人制度，主动走出去。可以说，他更像一个具备现代市场知识的企业家，企业家精神在他身上有很好的体现。”对于郑各庄的未来，“村子的发展受制于大的政策环境，郑各庄仍然面临土地利用制度、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等方面的制约”。问及黄福水此行最大的感受，他用“惊喜”来形容，“哈佛大学就是我十几年前梦想中郑各庄村的样子，大学没有围墙，到处都是开放的空间和设施，再过些年，郑各庄村也会成为这个样子。” 黄福水并没有夸大其词，他正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目前，郑各庄村已经将中央戏剧学院、北京邮电大学等高校引入村庄。“校园是最有生机的地方，商业、人气能够给村子带来持续发展空间，并且能够提升整个村庄的文化素质。” 2012年是郑各庄村第四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黄福水定的目标是，到2015年村民的年均收入突破6.5万元，村庄总资产达到100亿元，把郑各庄打造为京郊最有代表性的生活居住、投资创业、休闲度假、养生养老的复合型社区和民生幸福指数最高的村庄。这些数字和承诺让美国学生惊奇并赞叹，但是黄福水深知前行的路并不平坦。胡必亮表示：“在现阶段中国的大转型时期，郑各庄的发展模式有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但不能照搬，创新必须与各方面的条件相匹配，如整体环境、自然资源、地理位置等等，其中最关键的，还不是资源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