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个条件，不一定是真理，却针对一个普遍现象。年轻的翻译初学者，十之八九——也许还不止——是调动自己的资源来翻译，这看上去似乎没错。问题是你的资源根本就是有限的，而假如你翻译一位大师，你如何用你有限的资源来翻译呢，当然是让大师来模仿你。结果可想而知。这便涉及到翻译的文体的问题。就这个例子而言，你应先模仿翻译体，进而模仿大师。所谓翻译体，是倾向于比较直译的文体，不少高水准译文，尤其是文论和理论、社科著作，都是这个倾向的。报刊文章的翻译，也是这个倾向的。你在这个时候发挥你自己的个性，很容易捉襟见肘。倒不如多译些文章，翻译过程中尽量把每一个基本语言单位都译出来，句法结构也尽可能抄过来，但又要保持现代汉语适当的流畅性。我们一般的翻译概念是原著→译入语(即母语)。我这个概念则是原著→翻译体←母语。当然，这里的母语，并不是全部汉语资源，而仅仅是你个人十分有限的汉语资源。你把原著的资源移入翻译体，也把你的母语资源移入翻译体。由于你同时是一位正在从事母语文学创作或有意朝这个方向努力的作者，因此译入翻译体就对你更有利了。简言之，如果你译入翻译体，你将放弃你自己原来某些风格上的偏爱和取向，而经过翻译体的磨练，你将扩大你的母语创作能力，包括句法、文字和意象的组织力和表达力。在具备相当丰富的经验之后，你的翻译体能力会反过来扩大你的母语判断力和领悟力。达到更高境界时，可同时以翻译体来占有原著和母语，也即偏重翻译体，兼顾原著和母语的特色;也可偏重母语和翻译体，兼顾原著特色;又可偏重原著和翻译体，兼顾母语特色——最后一种也是较欧化的选择。幸运的话，你也许还能同时兼融三者，去到一个“语出自然”的境界，即是说，随心所欲没有章法却自成一家。

　　我之所以提出译入翻译体这个概念，是因为我看到太多人，包括你，把原著译入自己有限的母语和有限的趣味，结果是自己虽然已陆陆续续从事三五年或十年八年的翻译和创作，却两方面都没有进展，基本上语言、措词和文体、风格都在原地打转，也就是绕着自己的趣味打转。另一个不利倾向是，永远使用同一个语调，那也基本上是你自己的语调。也就是说，自己的创作与自己的翻译基本上没有界线。而一位原作者无论是什么样的风格和文体，晦涩或简洁，只要译入翻译体，以及只要译者理解力过关的话，其水平都不会差到那里去的，即是说，可读性都是相当高的，至少不会太低。

　　简言之，应通过译文来改变自己，而不是用狭小的自己来改变译文。

　　但你会问，有没有更好的选择，难道翻译体似乎成了唯一可能的选择?有的。还有更好的选择，那是大作家式的翻译家。这是一个最有可能成为伟大翻译家的选择。也即，在前几个条件的扎实基础上，译者把自己培养成如同一位杰出作家，甚至也有杰出作家的种种怪癖。这种译者，是真正的翻译家，自己不创作，但性格和修养都完全是大作家型的，并把所有作家修养都灌输到翻译家身上。像英国的阿瑟·韦利，本身是一位比诗人还诗人的诗人，但不写诗，好像除了很早的时候写过几首。中国诗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主要是由他奠定的，白居易闻名世界也主要是他的功劳。日本文学的翻译，他也是大宗师。就中国而言，傅雷也是一位作家型的翻译家，你检查傅雷的言行，样样都像个独立不群的作家。他也像韦利一样，把作家的个性都发挥在翻译作品中。

　　但这样的作家型，而且是大作家型的翻译家可遇不可求。我提出的模式则是可求也许还可遇，而且也最有利于汉译整体水平的提高。

　　第七个条件是善查词典和工具书。我发现很多年轻人英语水平本来就低，却又爱偷懒，不查词典，或不善查词典。如果想弄通每一个句子结构和意义，就得耐心查词典和耐心看例句。我不得不说，我翻译第一篇文章和第一批诗时，配备的词典就已经跟专业翻译一样齐全了。当我到报社上班做国际新闻翻译员时，也就是我学了七八年英语时，我配备的主要词典和工具书与报社的一模一样，而且我有很多词典还是报社没有的。难道我竟有买词典的天赋?不是。因为我笨。也因为我小心翼翼。我必须根据词典的解释和例句来研究我面前要翻译的句子的意义。每一个翻译的句子都要有根据——当然，自己觉得有根据的，未必就是真正的根据，即是说，自己觉得终于弄通的句子，未必就已经真正弄通，但至少自己当时知道哪里没弄通。每个姓名每个地名也都得有根据，每本书名和作者名也都得有根据。这样，虽然仅仅是译一篇文章和一批诗，便发现这本词典缺那个姓名，那本词典缺这个地名，这本词典缺那个字的解释，那本词典缺这个字的例句。于是乎，词典一本接一本地购置，有整整一个书架。

　　互联网是一个庞大而方便的图书馆和工具系统。基本词典，包括英汉词典、人名、地名词典、文学词典、音乐词典等等，依然必须继续使用，在这个基础上广泛利用网上资料。但我发现很多电脑时代的年轻人，似乎也并不大懂得利用互联网。举个例子。最近有一位新认识的年轻人，想学译诗，还拿了我也译过的一首诗来译，给我看。这位年轻人所据的原文，与我所据版本是一样的。但译诗中一个字有出入。这位年轻人利用的是网上资料。由于那本原著不在手头，于是我上亚马逊网站查原书，一看，原来是年轻人所据的网上资料，那个字拼错了。一般网页上的文章，都是不大可靠的，错别字百出，如同中文网页文章一样。应以实体出版物为根据。如果有疑问，就查原刊物或原书，而原刊物和原书如果网上能查到(pdf版或扫描版)，当然最方便快捷，如果查不到，要上图书馆查，或购买原著。这类情况，包括假如我们译一篇从网上下载的文章，但有解不通之处，就得查文章原出处例如刊物或书本;以及假如文章引用另一篇文章或另一本书的文字，但解不通，也应查回引文的出处，因为文章作者可能在引用时出错了——这方面的出错率是颇高的，原因是作者对自己的文字可能很敏感，但对所引文字往往没有耐心去细看。

　　可以说，就我译一本书而言，如果没有英汉词典尤其是《英汉大词典》和《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我简直寸步难行;同样地，如果有英汉词典而没有庞大的互联网作为工具书和资料库，我也简直寸步难行。即是说，两者是互补的，缺一不可。如果你仍不懂得善用英汉词典，那你的翻译水平和理解力不会高到哪里去;如果你还不懂得善于从网上查各种资料，那你的翻译水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同样很低。同样一篇文章一个句子，同样一本词典，别人能查到而你查不到，这代表什么呢，除了技术和经验外，最大的可能性是你太懒太没耐性。而懒和没耐性是翻译的天敌。这个弱点不克服，就别提做翻译了。为一个词而把大词典的整页解释和例句都看一遍，应视为最起码的步骤。

　　第八个条件是校对。这是耐性的最大考验。太多人对自己的文章连多看一两遍的耐性都没有，何况是拿着原文和译文极不方便极折磨人地一遍又一遍对照检查。这也是成败的关键：假如你理解力非常好，譬如说可以打一百分，但你没有耐性做一遍遍的校对，那么你的成绩可能只有八十分，在别人看来也等于说你的理解力只有八十分。这首先对你就十分不公平，是你自己最不愿意接受的，因为我们已假设，你的理解力是顶尖的。换一个画面，如果我把这二十分错误具体化，变成两百个错误的句子，并跟你说这些都是误译，要你重译，你是有能力看出错误并改正过来的。哪怕我不把这些句子具体指出来，只跟你说这本书里隐藏着二百个错误，你也有能力去找出来并纠正。但校对的困难在于，这二百个错误散布在一本书的译稿里，你必须自己去发现并纠正过来。

　　现在我们谈谈必要之恶。既然你是年轻人，你必须练习，就像所有人都必须练习。我文章开头说过，你受年龄限制，有些高度概括或抽象的东西即使是母语著作你也未必懂。即是说，如果你要有较好的理解力，那大概要到三十多岁。那意味着，你最初十年八年的译文肯定会有不少错漏的。我自己早期的译文，偶然校对一两篇，也有很多错漏，现在各方面经验较丰富了，尤其是理解力和校对的耐性都提高了，正开始抽空对旧译进行修订。傅雷早期的译文，他自称错漏百出，后来都要推翻重译;但也正是早期的教训，促成他日后的严谨。因此，我想我们还是回到先译文章这个建议。译文章可扩大你的练习范围，而且一篇文章有些错漏，也不致太过损害性。所谓的损害性，我是说假如有一部重要作品，且有版权，你译了，出版了，但错漏多，岂不是把人家的作品毁了，而且别人重译的机会也因版权问题而被你扼杀了。文章你还能随着自己有空闲和随着自己理解力、表达力的提高和改善而逐步修订，现在网络方便，还能修订后重新发表在自己的博客上。这里不妨再强调一下，傅雷有能力看出自己以前错漏百出，是因为他自强不息，持续精进，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有前车之鉴，他便学会谨小慎微地校对自己的译作。这样便进入良性循环，一个成熟的傅雷便崭露头角。

　　为了尽可能地减少错误和尽早磨练校对的耐性，不妨找个有经验者替你校对若干篇。校出来之后，你就会有羞耻感。羞耻感愈严重愈好，因为这将激发你自己做校对的动力和锻炼你的耐性。校对有几种。译文初稿通读一两遍，做中文修改，碰到疑问时查回原文。然后进入原文与译文对字遂句对照校对，多少遍也不嫌多，但至少要三遍。然后再通读，同样多少遍也不嫌多，但至少要五遍。最后是只读原文，如同通读译文那样，遇到自己陌生的句子，或觉得与记忆中的译文不同的句子，就查回译文。然后再通读译文。在经过中文通读、原文与译文对照、原文通读这些步骤之后，你对译文的熟悉程度应可达到要是出版社编辑或校对员悄悄给你改一个字你也能觉察的程度。无论你在交稿前做了多少次校对和通读，出版社的校样都是最重要的，因为那基本上就是出书的格式，排版都基本上确定下来，字体适当，版面清晰，而且距你上次校读时也已有一段时间了，可能是几个星期或几个月。这是你最清醒的时刻，可做非常多的修订。我自己是尽可能把逐句对照校对，留待在出版社校样上做，通常是让出版社来回寄三次校样。出版社的编辑和中文校对也会提供各种修改意见或疑点。如果编辑外文功底好，又肯认真逐句帮你校对，那是最好也是最幸运的。十年前我为台湾商务印书馆翻译拉什迪的小说《羞耻》，就遇到一位非常认真的女编辑，逐句校对，找出很多错误和疑点。那时我还未深刻领会中英文逐句对照校对的重要性，而这次经验像一次洗礼。

　　校对就我自己而言，最初是恐惧，尤其是看到校出来的一页页杂乱无章、难以辨认的稿纸，仅仅想到还要把这些满目疮痍的修改稿重新输入电脑，就会心寒!再想想，面对已校对和通读过然后重新打印出来的稿纸，知道再校对下去，又会是面目全非;当出版社的校样干干净净摆在面前，想到很快这些排印稿又要在你的笔下变成废墟——所有这些，都足以叫你崩溃。但是慢着，最初的害怕之后，就习惯了，因为耐性再次把这些困难吸纳和消化了。习惯之后，如同生活进入规律之后，我竟喜欢起校对了。后来，也许你不信，我竟觉得翻译最大的乐趣就是校对。我利用一切空档做校对，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在从办公室下楼抽烟的几分钟期间，在厕所，在旅途上。那种不断发现和纠正自己的错误的乐趣，简直成了枯燥生活中的润滑剂。翻译中的难题，也逆转过来，看到看几遍看不懂的句子，便兴致大增。校对习惯如同写作习惯，因人而异。我发现我在家中无法做校对，因为一会儿上网查阅，一会儿上厕所，一会儿烧开水，一会儿接电话，效率太低了。由于我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是到楼下茶餐厅喝一杯咖啡，又由于香港餐厅禁烟，我便拿张凳子到茶餐厅门口边抽烟边喝咖啡。有一天我就带着校稿和书，在喝完咖啡后继续坐在茶餐厅门口做校对，虽然身边人来人往，却浑然不觉。从此便养成了在茶餐厅门口“坐硬板凳”做校对的习惯。常常是一坐两三个小时，校一两篇。这个习惯现在也已变成巨大乐趣。

　　第九个条件是确保身体有充足营养，这个看似不相关，事实上是条件中的条件，是上述大多数条件能否充足具备的基础。但营养我不能谈到太多，因为一谈便是养生和医学知识，而每个人有不同体质和不同营养方向。我不能建议你吃什么和不吃什么。我只能告诉你，翻译对脑力的消耗是非常大的，就还需要搬动大词典而言，体力消耗也大。按我的估计，做翻译时，营养需求会比平时提高一倍。就我自己而言，只要我一顿吃得差些，就提不起劲来做翻译了，而是会很自然地听听音乐或看看网上英文报刊文章，而且即使听音乐也是听舒适的，报刊文章也是看轻松有趣的，一句话，不用脑的东西。在解读和翻译难句时，需要高度专注力和思考力;在遇到任何问题时，都需要高度的耐性;校对时更需要近于残忍的耐性。而耐性跟营养有极大关系，如同克服压力与营养有极大关系。另外，任何做翻译的人，都会遭遇各种令人绝望的句子，有时是太复杂，有时是太抽象，有时是太跳跃，有时根本就看不懂，还有各种意想不到的障碍，这时候你会诅咒自己，你想嚎啕大哭，你想——你什么都想，就是不想做这见鬼的翻译。要克服这些绝望时刻，需要耐性，而没有足够的营养，就会身心疲乏。顺便一提，遇到问题，思考最好不要超过十五分钟，再多了头脑会进入妄想，既不能最终解决问题又浪费精力。应暂时搁置，等自己放松了之后再重新思考。现在互联网方便，遇到难字难句，可上网搜寻大量相似或相近的例句，根据其在上下文中的意思，来确定你遇到的难字难句的意思。这是用行动来解决问题，而不是纯思考，因此花时间可以不限制。但也应有所节制。譬如说，花很多时间还解决不了，应暂时搁置。过一段时间之后，你搜寻方式和思路都可能已经改变了，另外互联网资料日新月异，你可能有机会在第二回、第三回尝试时把难题解决了。我有些难题，从初次遭遇，到最后解决，可能跨越几个月甚至两三年。遇到难题就像遇到情绪低落。想想看，你今天很烦恼，也不知道具体烦恼什么，可能只是一件小事，但这件小事被你的情绪黑洞无限扩大了，被你的妄想夸张成一个混乱的宇宙。但过一两天，你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解决它，但为什么它消失了呢?翻译时遇到问题思考不超过十五分钟，就是为了避免被卷入此类思考黑洞。而你有没有这等叫停的决断力，也跟你的健康素质有很大的关系。简言之，与营养有很大关系。

　　第十个条件：接受艰苦与清贫。我想你是完全误会了：你以为香港有良好的翻译环境，因此我有比较宽裕的条件去从事文学翻译，相对而言，大陆的恶劣环境使你无法从事严肃的文学翻译。真相是，再没有比香港更恶劣的翻译环境了。香港是不能提的，香港可以说完全没有文学翻译，哪怕是通俗和流行的文学翻译。这就是为什么我只能为大陆和偶尔为台湾的出版社翻译。至于大陆翻译环境恶劣，我想我比你还清楚，因为我就是直接的受害者之一。让我做个比较，不但能见出大陆翻译环境之恶劣，而且能反映我在香港从事文学翻译的环境还要恶劣几倍。只要我写几篇报纸文章，就能赚回翻译一本书的稿费。如果我在香港从事商业翻译或半商业翻译，那我大概一星期就能赚一年为大陆翻译一本书的报酬。十年前我因为买房子而需要还钱，曾接受过一次商业委约，两个月赚十余万港元。按这个比例算，我得用约十二年时间翻译十二、三本书，才能赚这样两个月商业翻译的钱。

　　也许你会说，那你一年中多写些报纸文章和偶尔做一两次商业翻译，不就行了。事实是，我从事严肃文学翻译愈多，就愈是被往这个方向推，约稿就愈多。愈是不做商业或半商业翻译，这类翻译的机会也就减少，最终消失。而由于严肃文学翻译愈做愈多，经验愈来愈丰富，以及愈来愈认真，付出就愈来愈大。例如校对的经验愈来愈丰富，就意味着用于校对的时间愈来愈多。结果，我不但不能做也不想做商业翻译，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连写报刊文章来补贴翻译的时间也赔掉了。

　　但我并不抱怨这种恶劣环境，如同我不抱怨写诗的恶劣条件。相反，我要说的是，如果你将来要从事文学翻译，这是第一个起码的心理准备。另一个起码的心理准备也涉及到经济问题，就是购买外文书籍。一方面是为你自己的广泛阅读而购买，另一方面是为你要翻译的著作做准备而购买。就我而言，如果我是从英译转译其他语言的诗歌，我就得购买各种英译本和研究著作。有时候，这方面的花费超过出版社给的稿费。

　　结合充足的营养这个条件来谈，那等于又要吃得好又要甘于清贫，似乎是一种悖论。但这不是悖论，这只不过意味着，你又更清贫了。你得在其他方面多节俭，为的是吃得好，好来做翻译，翻译来赔本。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