僵持的背后是深刻的分歧。如果同意接受欧盟监管，金融城可以继续自由进入欧盟市场。但英国自然要担心把自己最大产业的控制权交给欧盟，特别是如果欧盟隐藏的目标是降低伦敦的影响力的话。欧洲的动机混合了原则和贪念。它希望监督自己的金融体系，但同时也想从伦敦抢夺职位和税收。从长远来看，最有可能采用的方式是通过“等同性”机制让英国的金融企业获得欧洲的认可。问题在于，正如瑞士所发现的那样，这种认可随时可能被撤销，这就导致了永久的不稳定状态。随着欧盟当局赢得对欧元区资本市场的完全管治权，这种威胁将导致金融活动和从业人员逐渐转入欧元区。

　　这听上去对欧盟不错，却很可能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欧洲大陆的金融体系已经“巴尔干化”，且由疲弱的银行主导。新业务将分散在几个城市，令金融活动进一步分裂。欧洲严格的监管可能会促使非欧盟企业远离欧洲。最终，金融系统效率变低带来的成本可能会超过从伦敦抢夺业务所带来的额外收入。欧元区企业的融资成本每增加0.1个百分点，每年增加的成本总计320亿欧元，占GDP的0.3%。

　　那金融城又如何呢?它仍有繁荣的机会。它和美国的关系仍然紧密。它必须努力也与欧洲维持密切关系，与此同时增加其非欧盟国际业务(目前占其总业务的25%至30%)，还要发展自己在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领域里的新优势。它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它在国内的舆论之争中已经失利。许多英国人，不仅仅是科尔宾，对伦敦在金融危机后救市的做法深感不满——尽管英国的银行此后将资本缓冲增至以前的三倍，因而对纳税人构成的威胁已经微乎其微。即使是在上世纪80年代采取“金融大爆炸”政策的撒切尔夫人也不喜欢招摇的银行家。但英国人不能忽视金融城每年缴纳的650亿英镑税收(相当于英国GDP的3%)，这些钱被用于资助医院和学校。对于一个正在快速失去朋友的国家来说，拥有一个全球性的尖端产业是福不是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