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消除对个别所有者或管理者的依赖，这些实体变得自我永续。但垄断地位也将它们卷入政治，并不可避免地导致腐败。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最后都需要政府纾困——巨头企业至今仍未戒除这个习惯。

　　捕鲸业则使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根据哈佛商学院的汤姆·尼古拉斯(Tom Nicholas)和乔纳斯·彼得·埃金斯(Jonas Peter Akins)的研究，它是最早解决协调激励所有者、管理者和员工这一难题的行业之一。在这一模式中没有任何政府支持。管理者在企业中持有大量股份，这让他们有充分理由来照顾为数不多的几位外部投资者的利益。其股份通过精心构筑的辛迪加持有，很少易手。至少在财务上，每个人都参与到整个捕鲸航行之中。船员的报酬来自利润分成，这使他们的利益也与航行的成败紧密相关。因此，决策权可以下放到真正重要的地方，即下放给辛劳追捕鲸鱼的船长和船员，因为那时的风险和收益都显而易见。

　　在新贝德福德等级制度的顶端是像吉迪恩·艾伦(Gideon Allen)这样的代理人或代理公司，他们负责采购和装备船只、雇用船员，并销售捕获的鲸鱼。为了激励他们尽可能达成最好的协议，代理人提供投资的很大一部分。名声最好的代理人从其他投资者处得到更好的条件。出海后全权负责的船长往往也会出资。尼古拉斯特别指出，当今投资管理业务中风险较高的部分也运用了类似的激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