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投资的私人收益估计偏差

　　尽管教育的社会收益客观存在，而且对一个社会来说非常重要，很显然，要想估计出教育所产生的社会收益是十分困难的，那么，对教育的私人收益的估计是不是就没有问题呢?事实上，尽管很多经济学家都试图对高等教育的私人收益情况进行估算，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仍然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争论。

　　1.高估偏差

　　所谓高估偏差，也被称为能力偏差。也就是说，经济学家们在对教育投资的回报率进行估计时，很可能会过高地估计一个人能够从教育投资中所能获得的收益，将把工资性报酬当中不应当归于教育的部分也认为是教育做出的贡献。这里最主要的是涉及一个人的能力问题。如前所述，不同的个人在能力方面的差异会直接影响他们在未来可能获得的工资性报酬的水平，而那些上学年限长和上学年限短以及上大学和不上大学的人之间，可能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能力上的差异，实际上，那些本来就聪明、勤奋和积极的人更有可能接受更多的正规学校教育，而这些人即使不比其他人接受更多的正规教育，他们的生产率(从而工资性报酬水平)也仍然可能会更高一些。例如，虽然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性报酬通常会比高中毕业生高出一部分，但是，这并非完全是高等教育的作用，因为即使这些大学毕业生没有上大学，由于他们的能力本来就更强，即使他们高中毕业后也去参加工作，他们的工资性报酬也会比那些实际上没上过大学的人更高。

　　为了将能力对于教育的经济收益所产生的影响分离出来，一些研究者尝试运用智力或能力测试分数的方法来控制这种能力差异，但这些测试手段本身在对人的天生能力进行测量方面也是存在缺陷的，因而有很多争论。因此，更为理想的研究设计是，找到若干组同卵叹胞胎(他们有相同的基因，从而天生能力基本相同)，然后看他们在受教育水平不同的情况下是否会存在明显的工资性报酬差别。不过，一些以双胞胎为对象所做的研究表明，对教育投资回报率进行估计的传统方法所存在的能力偏差可能并不是很大。例如，有人仔细研究了多对同卵双胞胎。通过考察每一对双胞胎在工资性报酬以及受教育水平方面的差异，研究者估计出教育的投资回报率大约为9%.而在不控制能力差异时估计出的教育投资回报率为10%.因此，这表明，能力差别对工资性报酬的影响不是太大，高估偏差的数值很小。

　　2.低估偏差

　　与对教育的收益率存在的高估偏差质疑相反，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学家们低估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所产生的私人收益。首先，上大学的收益并不仅表现为较高的生产率，还表现为心理上的收益或非货币收益。例如，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往往有机会从事具有较高职业声望和社会地位的工作，获得更好的社会资本，甚至更有可能实现相对更为满意的婚姻。一些人甚至认为，上大学既有其投资的一面，同时又有其消费的一面，如在大学里结交的朋友、参与的社团活动以及文艺鉴赏能力、音乐欣赏水平的提高等，这些都属于消费性的收益。但是在对教育的私人收益估计中，这些收益往往因为无法衡量而被有意忽略。

　　其次，在对上大学的收益进行估计的时候，经济学们通常使用的都仅仅是工资性报酬数据，即固定薪酬加上奖金等浮动薪酬部分，这些都是货币性的报酬，但事实上，上大学所获得的超过高中毕业生的货币报酬并不仅包括工资性报酬部分，实际上还应该包括福利部分。由于在很多组织中，福利已经占到员工总薪酬的很大一部分，而且接受高等教育者一旦进人组织中的中高层管理岗位，实际上还享受着很多职务福利或特权，而这些福利在许多研究中都没有体现出来。因此，可以说，对高等教育所产生的私人收益进行的估计存在低估的趋势。

　　3.选择性偏差

　　在估计高等教育的收益率时，我们不可能去让同一批人去做这样一种实验，即首先让这些人不上大学，然后看他们在高中毕业之后去工作的情况，能够得到的工资性报酬是多少，然后再重新实验，让同一批人去上大学，然后对比两种情况下的终身工资性报酬差距。相反，研究者都是以实际上大学的人和实际没上大学的人作为相互比较的对象，即将实际上大学的人所获得的终身工资性报酬视为没有上大学者因没上大学而遭受的损失，同时，将实际上没有上大学者获得的终身工资性报酬视为实际上大学者如果不上大学可能获得的工资性报酬。

　　但是这种假设很可能是错误的，这是因为，一个在从事具有较高的知识技能要求的工作方面有优势的人，可能在从事低技能工作方面反而能力不足。换言之，上大学的人之所以选择上大学，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去上大学，因为如果他们不上大学，而是在高中毕业之后就去工作的话，他们所得到的工资性报酬可能还不如那些实际上没有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反过来说，那些实际上没有上大学的人做出不上大学的选择也是很明智的，因为他们即使是上了大学，所获得终身工资性报酬也不大可能像实际上大学的那些人那样多。因此，这里的所谓选择性就是指受教育者的自我选择性，即一个人是否选择接受高等教育，实际上当事人及其家庭根据自己的能力状况所做出的一种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