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星死了。据警方消息，7月14日18时55分，天津静海警方接到报警，“在静海西外环与北外环交口沟内发现一具死尸”，死者是东北大学2016届毕业生李文星。经法医检验“未发现有外伤”的李文星，在其身后引爆了互联网上一场异常热络的讨论。

　　大学毕业生李文星的非正常死亡，在传销之恶、招聘网站之责的公共讨论中，人们甚至还来不及给死因寻到一个相对明确的结论，“意外溺亡”可能是最接近客观真实的说法。警方根据李文星随身携带的传销笔记等物证，分析认为其“极有可能误入传销组织”。

　　媒体遍寻死者合租室友、家人以还原李文星生命中最后两个月时间里的点滴线索，这个毕业时间不长的大学毕业生，不幸堕入对招聘网站的“信任黑洞”。在求职网站、传销组织与李文星之死中间进行责任的归咎，并非难以实现的目标。指责求职网站的工作疏忽或者说“难辞其咎”，也是常见的公共愤怒。互联网技术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公众对于网络技术的依赖需要技术性的背书和信任托底。信息是否安全可信，互联网一代对某种网络产品的使用和依赖，是建立在现行法律对互联网产品的约束和规范基础之上。法无禁止的自由不是一种无限制无条件的自由，网络产品为用户提供安全可靠的信息，为供求双方提供便捷交流的平台，招聘网站恐怕无法用技术失误来为类似李文星之死做解释。 　　网络产品并不天然具有公信力，“网上说的”并不天然可信或者不可信，网络产品的公共形象和信任度依然需要市场不断锤炼和检验。问题在于，算不上卓越的某个互联网平台一旦导致巨大的社会悲剧，其善后所需要的成本同样是巨大的，李文星之死如何追究招聘网站的责任，民事抑或刑事，过去面对类似的公共事件，甚至责任方体量庞大如百度都带来社会治理的难题。

　　李文星在不幸身亡之后，舆论将大学毕业生(甚至是985大学)作为某个标签，公共表述之中似有言外之意。大学或者说重点大学，其毕业生被人们认为具有天然辨别诈骗的技能，“连大学生都被骗”，或者说“连重点大学的学生都被传销组织骗”，传销之恶、传播之广为公众所忧虑。提防和辨别诈骗成为一种公众所希望掌握的技能，这也是对公共管理部门及时履行职责所提出的要求。新的时事热点被传销利用进行蛊惑和洗脑，对传销犯罪活动的严厉打击存在执法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辨别传销不仅是公众所应该掌握的一项技能，也应当是地方积极履职和对传销加强打击的重点突破口。 　　以往突发个案发生以后总会有传销窝点被精确打击，这样的连锁反应令人尴尬。社会欺诈与信息安全的疏漏并不是人的经验和阅历足以抵御的。李文星之死引发公众热议也在加剧和复刻人们的个中体验，社会是否有能力为之求解，依然是个未知数。